2013-1-5 蘋果日報 A28 【黃俊儒】

回顧2012年,是一個年輕人抱怨找不到工作,同時僱主也抱怨找不到人才的一年,「學用落差」儼然成為大學教育最需要被檢討的一環。連總統的元旦文告都提及,「人才培育與產業需求的明顯失衡」導致學術與實務之間未能密切結合。

大學究竟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呢?最理想的狀態就是大學中培養的學生一畢業之後,立即就可以在職場上手,為企業所用。但是大部分的大學教師都沒有長足的業界經驗,甚至許多大學教師的生活經驗中,學院就是他們的全部,因此憑空去構築一種對於業界的想像,必然有其困難。

於是乎,有的大學甚至是教育部,除了鼓勵產學合作之外,開始鼓勵大學教師像學生一樣到企業界進行實習,以便彌補產學之間的落差。只是如果這樣做有效的話,會不會乾脆由企業去開設職訓班會來得更經濟、快速些? 
在這種學用落差的氛圍下,大學究竟有什麼不能被取代的功能?就台灣的大專院校來看,依特質可以區分成一般普通大學、技職科技大學或是教育大學體系,不同的定位有其不同的目的。例如,有的大學優先強調概念想法上的「創新突破」,有的側重於工藝技術上的「紮實精熟」,有的則是融合這兩者的更高階創發能力,在目的上理應十分多元。但是不論基於什麼樣的具體目的,大學的功能向來就不能只是教學生某種特定的技能或知識,否則必然扼殺其再開創及調適的能力,導致整體的發展受限。尤其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是變化如此急遽的世界。

我們總容易輕易地以為,所謂「學用落差」的問題,只需在產業界及學界之間搭起一條友善的生產線就可以解決。事實上,如果大學只扮演「用模子複製人才」的功能,那恐怕很難協助台灣的產業進行轉型,因為從沒有聽過「轉型」可以透過廉價的「模子」來達成,這理應也是大學有別於職訓中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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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 Jan 03, 2013 - Page 8 Taiepie Times
 By Huang Chun-ju 黃俊儒

Unsurprisingly, we Taiwanese continued life as usual after Dec. 21, the day that, according to certain interpretations of Mayan calendrical calculations, was to be the day the world ended. There were concerns the prophecies would have an adverse affect on the public psyche, or that students would be too anxious to prepare for their finals. However, most people paid little heed to the prophecies.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media’s sensationalist presentations, nobody would have noticed any connection between Mayan civilization and Taiwan.

The media gave the prophecy massive coverage. In addition to the daily discussions on TV talk shows, there were special exhibitions and videos by scientists. Some talk show commentators even argued with them in public. What a scene it was.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maintained a rational demeanor as Dec. 21 approached, so why had the media sought fit to make such a fuss? Who did this Armageddon extravaganza benefit?

Among the perspectives on the so-called end of the world, “science” and “superstition” are like two extremes of a spectrum, one on which most people know where they stand. For example, when people are ill, they mostly choose to receive modern medical treatment. We mostly check scientific weather forecasts. In our daily life, we also rely on modern technology that makes things so much more convenient. Most people regard divination as a decisionmaking tool as pure superstition, or the result of alternative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There is, then, alway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superstition.

However, the real challenge lies somewhere in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in the “gray area” of science. This area includes things that can only be unsatisfactorily explained by either scientific theories or folk beliefs. There are, for example, certain issues that cannot be completely explained, accounted for or predicted by scientific theory. Are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safe for humans to eat? Should we build more nuclear power plants? Do petroleum plants damage nearby residents’ health? Should wetland protection be prioritized ove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r such issues, we need to understand how to employ science rationally and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its effectiveness, limitations and risks. This is much more significant and urgent than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of “using science to eliminate superstition.”

We may not like the irrational and impulsive aspects of Taiwan’s society or the sensationalist tendencies of the media, so should we not just remain calm in the face of every two-bit end-of-the-world prophecy and refuse to get caught up in the media circus? That these rumors are a constant of life does not stand in opposition to scientifically attested fact; rather, they are a necessary reflection and requirement of our emotional selves.

To employ a Chinese metaphor, us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dispel such matters would be “killing a chicken with an ox cleaver”: It is the wrong tool for the job. If we were to take the Mayan “prophecy” seriously, should we not take astrology seriously as well? Horoscopes are published every day, and influence many people’s lives.

Certainly, it is another story if some people just want to share the spotlight on the end-of-the-world stage, so I am not surprised if the rumor made TV commentators rich and boosted show ratings.

A group of Taiwanese embraced their “rebirth” by ringing a “doomsday clock” on a replica of a Mayan pyramid in Greater Taichung when it completed its countdown for the end of the world. The ringing marked the end of yet another carnival, but only until the next doomsday prophecy crops up.

Huang Chun-ju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s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Translated by Eddy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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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 中國時報 A14 【黃俊儒】

最近許多討論都圍繞在大學教育是否學以致用的問題,「學用落差」確實造成許多高等教育資源的浪費。

但是不諱言的,大學中多的是長期接受學院訓練,讀大學、攻讀碩博士、繼續留在大學教書的學者,因此常排斥把「追求學問」掛勾到這種過於實用的職業目的上。但是另一方面,自成一格的大學文化與瞬息萬變之職場環境的落差,確實也是學子步出校園後最重要的不適應及困難來源。因此適度地在大學教育中回應社會的現況及需求,是無可厚非的,甚至這些複雜情境的經驗也有助於活絡學生的推理及思考能力。

然而,真正的關鍵問題應該出在我們如何看待這些「落差」。從筆者的經驗及觀察來看,大學的學用落差主要應該來自於三個實踐面向上的差異,包括:環境制度的落差、能力的落差、態度的落差。

其中,「環境制度落差」指的是,在學院及職場之間所存在環境、文化及氛圍的差異,因此如何透過各種制度法規的設計,讓兩者的接軌得以順暢,是解決這個落差的方法。所以在學院中推動產學合作、業界實習、建教合作等,均是在回應這樣的問題,每個方法也都有其正向的原始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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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12-27 01:20

    2012-12-27 中國時報 A17 【黃俊儒】

    沒有意外的,十二月二十一日之後,我們繼續工作,繼續上課,沒有改變什麼。在這段末日傳說的期間,有人擔心會影響民眾的心理,還有教師擔心學生不準備期末考。奇怪的是,筆者遇見的大部分人或學生,都只是把這件事當作閒嗑牙的話題,少有人當真。如果不是媒體的推波助瀾,壓根沒有人會發現馬雅文明跟台灣有如此重大關連?

    這段期間,媒體大肆報導、談話性節目連日轟炸不說,有單位大張旗鼓舉辦末日特展,科學家也錄製影片用科學知識來破除迷思,有名嘴更不甘寂寞地與科學家隔空叫罵熱鬧得很。如果大部分的人看待這一次的末日傳說都是如此淡定的話,那麼到底傳達這一連串末日訊息為的是什麼?在這一場末日傳說的大戲中,助長了誰?受益了誰?

    對於末日傳說的各種觀點中,「科學」與「迷信」就像是一條光譜中的兩個端點,大部分人對於這兩個端點其實是有定見的。例如,生病時,多數民眾會選擇現代醫學的建議而進行治療;外出時,大家多會將氣象科技的預測作為生活的主要指引;日常生活中,更會仰賴現代科技所提供的某種程度方便性及信賴感。相對而言,若有人透過求神問卜來決定生活周遭的事務,相信多數人會斥之為迷信,或認為是因為有著不同面向的文化、心理需求。因此,台灣社會在「科學」與「迷信」間,存在著相對清晰的分野。

    然而真正具挑戰性的,是介於科學及迷信間,有學者將它稱之為「灰色科學」的這一塊區域。這個區域在這條光譜的中間,既非教科書中的科學理論可以解決,也不是全然的民間信仰所能安置。例如,有些科學理論尚無法百分之百掌握或確認的議題,或是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複雜因素的議題,好比說「基因改造食品會危害人體嗎」、「核能電廠該持續興建嗎」、「石化業會造成當地民眾的健康威脅嗎」、「保護溼地應該優先於工業區嗎」等,在這樣的議題中,需要瞭解如何理智地運用科學,以及同時瞭解科學的效果、侷限及風險等,相較於「用科學破除迷信」這樣的古老命題,它的意義更重大而且更迫切。

    如果實在憎恨台灣社會的理盲與濫情,受不了媒體的浮誇及煽動,那麼面對這種每幾年就要發作一次的廉價議題,選擇「冷漠以對」會不會比「隨之起舞」更有效些?因為這些議題恆常存在的理由,向來就不是建立在科學家所諄諄教誨之科學真理的對立面上,不過就是一種情感層面的投射與需求。用科學知識來破解這樣的議題,可能是殺雞用牛刀,也可能是砍錯了方向。因為如果這件事成立,我們是不是也該嚴肅地面對天天都會出現、影響層面更廣的星座運勢分析呢?當然,如果大家只是想在這樣的末世舞台上分一杯羹,那就另當別論。因此這件事情過後,如果名嘴荷包滿滿、談話節目收視上揚、展場來客量大增、名人人氣破表,那就不足為奇了。

    當大家在搭建的馬雅神殿前敲響「末日警鐘」,歡天喜地的迎接重生的時候,警鐘終結的可能只是今年度的一場嘉年華會,卻終結不掉下一次的末日傳說。

    (作者為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中國時報
  •  
  • 【黃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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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2  中國時報  A11 【黃俊儒】

     日前國科會主委及副主委共同發表對於學術「科研指標」看法,可算是國科會對於過去學術研究評選標準所進行的一項重要改革聲明。就像朱主委用「渡河木筏」所做的比喻一般,當離對岸(進階學術成就)還有段距離時,我們需要木筏(科研指標);但當我們到了對岸,就要把筏捨棄。可見過去強調量化的科研指標,在完成階段性任務的同時,某種程度也開始出現了明顯的副作用,重者甚至威脅台灣整體學術研究的主體性及動能。因此這種因應時代變化的反思及改變,理應勢在必行。只是橫在國科會眼前的難題是,捨棄木筏上岸後,總是需要找尋下一個陸行的工具。

     這幾年吾人在整體高教體系的觀察是,學術圈中普遍地存在一種「駭客性格」。由於這幾年高教大環境丕變,許多原本出發點良善的制度設計,最終卻常在教師們艱辛的生存及業績壓力下,被有意識地破解

     例如公部門鼓勵大學透過各種計畫案來提升學研品質,結果教師們就以補習班的精神,透過工具化的手段來鑽研提案的技巧;鼓勵大學與業界間的「產學合作」,以縮短校園及職場的落差,造成有老師直接自己花錢向外面的公司「買」產學合作,以保持業績亮麗;強調期刊的引用率,以鼓勵有影響性的研究,結果就聯合熟識的學術夥伴彼此策略性地交互引用,形同交叉持股;鼓勵教師研習來因應新時代的學習觀,就有學校透過集點卡來約束老師(有參加才有點數),在不情願的參與下,導致老師在會場裡面補眠、打電腦或改考卷,但帳面蓬勃;強調透過評鑑來汰換體質不佳的科系,學校就透過合聘、約聘或聘任退休教師等不同對策來「提升師資」,最後該過的不過,不該過的過了。相關的高教駭客情節,可謂不勝枚舉,然而這些駭客性格的體現並非老師自願如此,多是大環境使然。

     或許很多人都會同意,教育中有許多重要的質素是不能「立即」或「量化」被看到的。過去大家廣泛接受量化指標原因,常因它看起來比較「客觀」,簡單來說,它是不論科學背景或人文背景都看得懂的「共通語言」,即使它可能不是最有意義的表述。所以可說是用一種最廉價的「方便性」,來尋求表面上的公平。在被動的意義上,量化的科研指標確實可以達到防止魚目混珠的目的,只是,若我們長期在推動教育或研究的時候,「防弊」的思維多於「興利」,「方便性」的考量多於「理想性」,那可能也就是大環境崩壞的開始。若然,學術界的「駭客性格」就會無所不在,再多的防弊措施終將防不勝防。

     當台大的生開始感嘆過去有傅斯年、殷海光,而現在只剩下各種抽象數據上的「頂尖」,那麼我們似乎就該意識到,這幾年高教發展中典範人物與典範精神的無形消翳。當高等教育的老師言談間只剩「我這裡幾篇?」「你那邊幾點?」時,我們理應知道很難有真正卓越與獨特的研究。

     好的學術研究及大學精神,絕對是需要靠理念來引領方能走得久遠而深刻。在這一次國科會的重要宣示中,有其重要的意義,因為原本的學術偏食已然造成國內學術研究的營養不良,確實已經到了非調整不可的地步。只希望當國科會在捨棄木筏並尋求新的載具之時,能夠以造就良善的大環境為念,不要讓新的制度或作法再再地激發出這群聰穎頭腦底下的駭客因子。因為對於整體國家社會的發展而言,真的太浪費了。(作者為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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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18  中國時報  A11 【黃俊儒】

 「美國牛肉瘦肉精」當然是一個科學與政治的複合議題,只是在台灣媒體的操作中,總是「科學」一點點,然後「政治」一大堆。所謂的科學一點點,指的不是該議題最終應該由科學知識來進行最後判決,而是不論贊成或反對的論調,總只是廉價而輕率地在消費科學的形象。

 以持「贊成解禁」立場的媒體名嘴論述為例,這陣子的發言大致可以歸納成幾個顯而易見的邏輯:首先,強調接受瘦肉精與否是一個「科學專業」的問題,國人應該要有「夠科學」的態度來面對(AIT也是這樣說);接著,援引科學研究、專家說法或研究數據,來說明微量瘦肉精無足輕重的影響。再輔以大家的生活經驗來強化印象,例如「林書豪也吃美國牛」、「其他食物或環境中的危害因子比瘦肉精嚴重許多」、「美國人自己的標準尚且比我們寬鬆」、「吃一顆檳榔的毒量,等於吃八十年的美牛」…等;最後,如果這樣推演下來,還有異議或是反對,那麼應該就是「非理性」、「義和團」,甚至是「民粹」。

 名嘴們的這些論調並不特別,因為這不過是反應出國內二元對立並且泛政治化的輿論下,最平常與最廉價的觀點罷了。這種論述脈絡最重要的缺陷,在於對科學發展歷程的嚴重缺乏理解,因此無力區分「成熟科學」(science already made)及「發展中科學」(science in the making)間的差異。

 「成熟科學」指的是眾多科學家,就某些議題在經過長時間追尋及檢證後,已然形成的共識。例如寫在教科書中的科學知識,或是像「尼古丁會危害人體健康等顯而易見的知識;而「發展中科學」指的則是仍在演進中的科學論述或主張,由於該議題發展的時間不夠長、牽涉範圍的複雜度高、具跨領域的特質等,往往還需要更長的時間予以沉澱及累積。例如「手機電磁波是否傷害人體」的問題,牽涉手機、電磁波及人體,物理學家瞭解電磁波的原理、電機工程師瞭解如何讓手機產生電磁波、分子生物學家瞭解人體的基因組成,那麼誰是足以回答這複合性問題的真正「科學專家」呢?

 在這種「發展中科學」所衍生的科技爭議下,嚴謹的「科學家們」尚且會出現:彼此也沒有共識、各自援用自己相信的數據來佐證自己的立論、對於同一組數據有不同的詮釋觀點…等狀況。就不難想像早已被藍綠綁架的媒體名嘴們,會如何將「一個科學數據各自表述」的精神發揮的淋漓盡致。其他包括禽流感病原性、核能廢料處理、電磁波輻射甚至全球暖化的議題,均具有這樣的特質。或許在數十年後,這些議題有可能會得到一個具共識性的見解,然而在現階段,它們都還存在著不確定性與無可避免的風險,人們宜更謙卑來面對,而非僅以淺薄的「科學之名」來遂行粗魯的意識形態。

 瞭解「科學知識」的多寡並不意味著瞭解科學的效果及侷限,更不意味著具有科學精神。科學是人類文化的成果,她具有發展及累積的過程,並非僅是一個一翻兩瞪眼的真理。因此當科學這一個長故事,遇見只在乎快門一瞬間的媒體,就不免出現許多的失真,如果再加上名嘴們的推波助瀾,就讓台灣社會一直陷在淺碟科學思維的泥淖中。

 當代的科技發展,夾帶著許多高密度的科學知識產出,也連帶地造成一般民眾在參與相關議題時的望之卻步。不論食衣住行,我們似乎都相信科學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個專業及安心的保障,甚至相信「穿著白袍的科學家形象」就可以幫我們仲裁所有事情的真偽。這些迷思都有賴於在我們的公民教育及專業教育中,有機會教授科學背後的那套運行方式。否則我們無法想像這些以「科學之名」的媒體名嘴們,究竟還要把臺灣社會民粹到什麼程度?(作者為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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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6-30  中國時報 【黃俊儒】

   近日因為報載大學生在通識課中,老師事先洩題還考不及格,加上部分學校一些五花八門的通識課程名稱,引發了對於大學通識課程妥適性的討論。這些狀況確實不免讓人懷疑大學通識課的用意及內涵,只是,「通識課」真的錯了嗎?

 如果回顧大學「通識課程」的源起,相較於歐美的狀況,西方大學確實較少會像台灣這樣特別地標定出所謂的「通識課程」,並要求學生需要修習固定比例的學分。不過,這並不是因為台灣特別地重視這種精神,而是因為在西方的大學教育中,整體都可以看做是通識教育的一環,學生可以在較彈性的選課空間下,主動摸索出自己對於世界的理解。

 但是在台灣卻不然,因為在社會文化的深處,我們總是把「科系」直接等同於未來的「職業」,哪怕這些專業化的「套裝知識」根本不足以解決一個人在職涯中所會面臨的各種複雜難題。當代社會變化之快,不論個人或社會所面臨的挑戰,都難以倚賴某些單一的學科知識。因此強調「融通」與「貫穿」精神的通識教育,適可以彌補這方面的弱勢。

 例如,台灣社會近年來面臨諸多的科技爭議,建水庫、蓋石化廠、鋪設公路、開隧道…等,每每遭遇許多的抗爭與阻力。試想,如果工程單位的工程師一心一意只需要想好水壩該如何蓋才會堅固,而不需要另外考慮其他如當地產業、生態、環境、文化…等所可能造成的衝擊,那麼爭議怎麼可能會消失呢?日前在台南烏山頭水庫剛剛落成的「八田與一紀念館」,正說明了一位具殖民者身分的工程師,為何能夠在這麼多年後仍贏得當地農民的敬重。因為他對於當地人文地景的尊重及體察,讓他成為一位讓人懷念的成功工程師。相對地,部分我們「自己人」蓋的工程,卻反而惹來爭議與抵制。兩者若有差別,關鍵應該就在通識素養上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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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ei Times Fri, May 20, 2011 - Page 8

By Huang Chun-ju

The apocalyptic earthquake that some people were predicting did not come to pass. Who would have guessed?

This groundless prediction of an earthquake of catastrophic magnitude managed to cause panic in Taiwan, and it was wholly unwarranted. Obviously, the disturbances that this caused, with people buying up land in the mountains and storage containers for shelter, is not something to be encouraged, but it does bring up some questions that are worth asking. Why, for example, did we pay so much attention to Wang Chao-hung (王超弘), also known as “Teacher Wang,” and his apocalyptic predictions, both of which came quite out of the blue? And who is this “Teacher Wang” anyway? More to the point, do his opinions have any value?

For a few days, the papers were full of reports about how some people were counting down to the advent of the earthquake, how some wanted to know who exactly Teacher Wang was and how others just turned their noses up at the whole affair. All pretty much predictable, all pretty much standard fare. But why report it at all? What were they actually trying to tell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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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3 中國時報 【黃俊儒】

 

所謂的末日強震,果然沒有如預期般地出現。但是,這意外嗎?

 沒錯,空口無憑地預測超級強震的到來,引起民眾的一片恐慌實在不應該。無端地在山區買地、買貨櫃屋,製造社會的騷動,確實不值得被鼓勵。但是,為什麼突然間,「王老師」與「末日強震」變成是我們大家被逼迫得去關心的一個議題?「王老師」是誰?他的意見這麼重要嗎?

 日昨的新聞報導中:「有人倒數迎接地震的到來」、「有人要王老師『踹共』」、「有路人對這個預測嗤之以鼻」…這幾乎都是預想得到的標準戲碼。但是這一系列的新聞究竟想要訴說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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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15 中國時報 【黃俊儒】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台灣媒體的談話性節目就開始喜歡談外星人。直到最近一則有關「美國FBI外星人資料解密」的新聞曝光後,這一股外星熱幾乎被推到了最高峰。

外星人是不是真的?有沒有人目睹飛碟爆炸?美國FBI是不是隱匿了許多真相?…這或許是許多媒體商人或是浮誇名嘴所關心的議題,但是這整個事件對於台灣社會的重要性卻一點都不在這些問題上。

這一次有關「外星人存在」的新聞,其實相關的傳言過去早已在網路及各種媒介中流傳許久。而最近會變成「新聞」,也不過是因為 FBI在新營運的資料網站上,公布了一份當時的特工經由他人「轉述」所得到的短短兩頁報告文件。這些文件中,並沒有任何第一手資料足以證明此事的「直接證據」,只是經由英國八卦小報《每日郵報》披露後,被台灣部分媒體瘋狂轉載,甚至有報紙將它作成頭版頭條。不過有趣的是,這麼「重要」的新聞,卻不見於《紐約時報》、《英國衛報》、BBC等具公信力媒體。

如果深入地檢視這一系列報導的原委,可以發現FBI的原始文件其實並沒有什麼明顯的訴求或結論,經過《每日郵報》處理後,他們將標題訂為:「FBI的祕密檔案指出警察及軍方人員如何看見幽浮在猶他州上空爆炸」;但是再經台灣媒體轉載編譯後,標題卻變成:「外星人訪地球 FBI備忘錄證實為真」。這樣的落差正好體現出台灣在面對這種「進口」的科學新聞時,最容易出現的「雙重災難」(double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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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29 中國時報 【黃俊儒】

 「國光石化」該不該蓋?值不值得蓋?或許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但絕對沒有人可以忽視日前近三百名彰化高中學生,一場「十分鐘護鄉土」行動背後的重要意義。

 在這一場精簡版的社會運動中,這些高中生透過集體靜坐,勇敢、自主、理性地站出來表明他們對於自己家鄉土地的態度及立場。雖然整個活動過程僅是短短的十分鐘,但是對於台灣的社會及公民教育而言,這卻是何其珍貴的十分鐘。

 台灣是一個島國,但是隨著產業型態的轉型,島上也開始充斥著許多高科技與高耗能的產業。由於這些產業的擴張,也牽動著許多不同價值觀之間的碰撞及衝突。因此在可以想像的未來,不難預見這種「社會性科技爭議」的與日劇增。但是在我們的教育現場中,又是如何教學生回應這樣的問題呢?

 在我們各級教育情境中,常常充斥著許多形式化與教條化的氛圍。因此,如果「教育」在台灣也是一種產品的話,她應該可以有三種不同的產品說明。首先是「為保貨品新鮮美味,僅限店內使用」:因為我們的教育內涵常常是在教室內講得再怎麼漂亮,一旦出了教室就不一定適合,甚至背離也不以為意,所以傳授的常是一種只能在店內使用的知識;其次是「貨品一經售出,概不負責」:由於升學主義幽靈的盤據,「考試」往往更大程度地被賦予社會篩選的功能,因此當完成某些階段性任務後,往後的終身學習及永續經營就不是教育售後服務的主要考量;最後是「不含防腐劑,常溫下勿置放太久」:因為習慣於填鴨式的教學與學習形態,從過去一些國際的大型評比中就可以發現,我們的學生很在行地去解一些邊界條件界定清楚、有正確答案的問題,但是對於最接近「常溫」的真實場域問題,卻往往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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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黃俊儒,《天下雜誌》,460期,42頁)

在科技社會中,只要打開報紙、網路、電視,總會充斥著許多我們有點懂又不會太懂的科技詞彙,例如「奈米」、「量子」、「左旋C」、「脈衝光」…等。如果再看看某些科技發展引發的爭議,例如「石化廠蓋不蓋?」、「複製科技好不好?」、「基改食品吃不吃?」…等,也似乎是在學校的科學教育中,從未公布過正確答案的問題。

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中,我們向來容易將「科學教育」化約為一種為升學與考試服務的工具。只是出了學校之後,卻又幾乎沒有一件事務可以完全和科學或科技脫離干係。此時,人們就不得不從各種媒體來獲取科學相關的訊息。

從媒體中來獲取科學知識或是參與科學,也不是想像中的容易。例如,媒體中的科學知識常是最新的研發進展,即便是某個專精領域的物理學家,恐也不容易一下子瞭解最新生物科技的效果或影響,更何況普羅大眾?再者,台灣教育體制分流過早,大部分媒體從業人員不具科學背景或訓練,不容易為閱聽眾進行有效及有品質的把關及過濾。再加上目前媒體置入性行銷猖獗,一般民眾根本分不清楚什麼是科學的真實?什麼又是有心的操作?

因此,如果要將校園中的科學教育繼續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就需要有完全不同的思維。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能夠同時對於媒體及科學進行「後設性」監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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