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傳播與教育

2013-1-5 蘋果日報 A28 【黃俊儒】

回顧2012年，是一個年輕人抱怨找不到工作，同時僱主也抱怨找不到人才的一年，「學用落差」儼然成為大學教育最需要被檢討的一環。連總統的元旦文告都提及，「人才培育與產業需求的明顯失衡」導致學術與實務之間未能密切結合。

大學究竟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呢？最理想的狀態就是大學中培養的學生一畢業之後，立即就可以在職場上手，為企業所用。但是大部分的大學教師都沒有長足的業界經驗，甚至許多大學教師的生活經驗中，學院就是他們的全部，因此憑空去構築一種對於業界的想像，必然有其困難。 

於是乎，有的大學甚至是教育部，除了鼓勵產學合作之外，開始鼓勵大學教師像學生一樣到企業界進行實習，以便彌補產學之間的落差。只是如果這樣做有效的話，會不會乾脆由企業去開設職訓班會來得更經濟、快速些？ 
在這種學用落差的氛圍下，大學究竟有什麼不能被取代的功能？就台灣的大專院校來看，依特質可以區分成一般普通大學、技職科技大學或是教育大學體系，不同的定位有其不同的目的。例如，有的大學優先強調概念想法上的「創新突破」，有的側重於工藝技術上的「紮實精熟」，有的則是融合這兩者的更高階創發能力，在目的上理應十分多元。但是不論基於什麼樣的具體目的，大學的功能向來就不能只是教學生某種特定的技能或知識，否則必然扼殺其再開創及調適的能力，導致整體的發展受限。尤其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是變化如此急遽的世界。 

2013-1-2 中國時報 A14 【黃俊儒】

最近許多討論都圍繞在大學教育是否學以致用的問題，「學用落差」確實造成許多高等教育資源的浪費。

但是不諱言的，大學中多的是長期接受學院訓練，讀大學、攻讀碩博士、繼續留在大學教書的學者，因此常排斥把「追求學問」掛勾到這種過於實用的職業目的上。但是另一方面，自成一格的大學文化與瞬息萬變之職場環境的落差，確實也是學子步出校園後最重要的不適應及困難來源。因此適度地在大學教育中回應社會的現況及需求，是無可厚非的，甚至這些複雜情境的經驗也有助於活絡學生的推理及思考能力。

然而，真正的關鍵問題應該出在我們如何看待這些「落差」。從筆者的經驗及觀察來看，大學的學用落差主要應該來自於三個實踐面向上的差異，包括：環境制度的落差、能力的落差、態度的落差。

其中，「環境制度落差」指的是，在學院及職場之間所存在環境、文化及氛圍的差異，因此如何透過各種制度法規的設計，讓兩者的接軌得以順暢，是解決這個落差的方法。所以在學院中推動產學合作、業界實習、建教合作…等，均是在回應這樣的問題，每個方法也都有其正向的原始用意。

「能力落差」指的常常是業界認為現在的學生能力不佳，難為企業所用。而且這裡的「能力」特別是指向「基礎能力」，例如基本的語言、邏輯推理、表達、溝通、合作…等能力，少數會將某種特定專業知識的欠缺，當作是企業不予以雇用的主要原因。

   2011-06-30  中國時報 【黃俊儒】

   近日因為報載大學生在通識課中，老師事先洩題還考不及格，加上部分學校一些五花八門的通識課程名稱，引發了對於大學通識課程妥適性的討論。這些狀況確實不免讓人懷疑大學通識課的用意及內涵，只是，「通識課」真的錯了嗎？

　如果回顧大學「通識課程」的源起，相較於歐美的狀況，西方大學確實較少會像台灣這樣特別地標定出所謂的「通識課程」，並要求學生需要修習固定比例的學分。不過，這並不是因為台灣特別地重視這種精神，而是因為在西方的大學教育中，整體都可以看做是通識教育的一環，學生可以在較彈性的選課空間下，主動摸索出自己對於世界的理解。

　但是在台灣卻不然，因為在社會文化的深處，我們總是把「科系」直接等同於未來的「職業」，哪怕這些專業化的「套裝知識」根本不足以解決一個人在職涯中所會面臨的各種複雜難題。當代社會變化之快，不論個人或社會所面臨的挑戰，都難以倚賴某些單一的學科知識。因此強調「融通」與「貫穿」精神的通識教育，適可以彌補這方面的弱勢。

　例如，台灣社會近年來面臨諸多的科技爭議，建水庫、蓋石化廠、鋪設公路、開隧道…等，每每遭遇許多的抗爭與阻力。試想，如果工程單位的工程師一心一意只需要想好水壩該如何蓋才會堅固，而不需要另外考慮其他如當地產業、生態、環境、文化…等所可能造成的衝擊，那麼爭議怎麼可能會消失呢？日前在台南烏山頭水庫剛剛落成的「八田與一紀念館」，正說明了一位具殖民者身分的工程師，為何能夠在這麼多年後仍贏得當地農民的敬重。因為他對於當地人文地景的尊重及體察，讓他成為一位讓人懷念的成功工程師。相對地，部分我們「自己人」蓋的工程，卻反而惹來爭議與抵制。兩者若有差別，關鍵應該就在通識素養上的落差。

　如果說，一名工程師的養成，除了該有的專業知能之外，還需要有對於文化、社會及世界的整體掌握及關照的話，照理說，大學的通識課應該是這類議題的最後一道防線，它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2010-09-24 中國時報【黃俊儒】

　近日「雙薪教授」現象，在時論廣場引發一些討論。其實「雙薪教授」問題背後所牽扯的，是目前台灣高等教育中，一個極為嚴重的結構性矛盾，體現在檯面上的，則是正在逐步發酵的「高等教育師資派遣」問題。

　筆者曾經實際地在身邊目睹過下列三個真實案例：Ａ教師是某頂尖國立大學的「專案助理教授」，因為配合執行教育部的教學計畫而獲聘任，平時主要擔任教學工作，以減輕「研究型教授」的教學負擔。只是不管多努力，計畫結束後就會失業；Ｂ教師是某有招生危機之私立大學的「短期約聘助理教授」，學校隨著招生狀況的不佳與教師求去，在不確定往後是否能擋住退場威脅的大限下，所短期徵聘應急的教師。Ｃ教師是在多所大專院校間流浪的「兼任助理教授」，已獲得博士學位多年，卻因為苦無專任職缺，因此遊走在各大專院校間兼課。上課時數是一般大學老師的二倍多，薪水則不到一半。並且隨時會因為校方需求的改變，而失去兼課的機會。

　在前述案例的這幾種類型的教師中，土/洋博士都有。這些為數不少的年輕學術菁英，正處在學術生涯中應該最有創造力的時候，卻陷在有一餐沒一餐的困窘中。這種大量的「師資派遣」現象，已跟勞動力派遣一樣，儼然開始在台灣的高等教育情境中延燒。如果相較於「雙薪教授」的浮濫，這到底是誰造就了這樣的問題？

　事實上，「雙薪教授」並非全然不可取，問題是出在它的「浮濫」。例如部分學校延聘具學術聲望及豐富經驗之退休教授出任「需肩負實權與辦學成敗」的職務（例如校長），這常常是校方真正要借重此人的經驗及能力來改變學校的體質，對於整體大學教育也確實有提升之效。但是這樣的人有這麼多嗎？其實絕大部分所指的「教育肥貓」並不是這種狀況，而是主雇間各有利益盤算，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2010-05-26 中國時報 【黃俊儒】

　報載教育部打算推出「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班」政策，以符應企業人才的需求。同日，又有一則某企業打算徵聘台大碩、博士擔任提包及開車的新聞。教育部的回應，一則是「教部：企業下單，大學開班」，另一則為「教育部回嗆土財主：大學非職訓所」。如果教育部的這兩則回應有著明顯矛盾的話，那麼，教部眼中「大學」究竟是什麼？

　教育部計畫在大學四年畢業後，再外加一年來培養冷門科系學生的就業專長。這項規畫是不是能夠見效，應該有幾個方向可以加以觀察。

　首先，大學在本質上可不可能是職訓所？「大學」名為university，uni的字首雖有統一及一貫的意思，但是以現代大學的樣貌，其實更像是一種multiversity，亦即內涵上是多元、分歧，甚至是衝突的。例如在一所大學中，隔著一道牆，同一個時間裡，可能一邊商學院正在教授「投資理財」，另一邊的人文學院卻在講述「清貧哲學」。這種場景是現代大學的常態，也是一項重要精神。但是「職訓所」服膺的卻是目標導向、價值單一的任務，因此透過大學來執行，先不談該不該，而是這樣有效率嗎？

　第二個問題是：企業下訂單，大學培養得出來嗎？不諱言地，不論是現今的「普通大學」或是「技職大學」，絕大部分的師資均來自於普通大學體系。這樣的師資結構，與第一線的「職場專業技能」其實有著一定的落差。加上目前高等教育的氛圍，原本就已脫離了職場的情境。此外，這些專業技能真的是企業要的嗎？過去已有很多的企業調查顯示，普遍的企業主多認為專業知識的不足可以進入職場後補足，但是包括視野、態度、人格特質、忍受挫折…等基本能力，才是人材上最迫切的需求。我們是否誤解了企業訂單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