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1-29 中國時報 【黃俊儒】

 

 「國光石化」該不該蓋?值不值得蓋?或許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但絕對沒有人可以忽視日前近三百名彰化高中學生,一場「十分鐘護鄉土」行動背後的重要意義。

 在這一場精簡版的社會運動中,這些高中生透過集體靜坐,勇敢、自主、理性地站出來表明他們對於自己家鄉土地的態度及立場。雖然整個活動過程僅是短短的十分鐘,但是對於台灣的社會及公民教育而言,這卻是何其珍貴的十分鐘。

 台灣是一個島國,但是隨著產業型態的轉型,島上也開始充斥著許多高科技與高耗能的產業。由於這些產業的擴張,也牽動著許多不同價值觀之間的碰撞及衝突。因此在可以想像的未來,不難預見這種「社會性科技爭議」的與日劇增。但是在我們的教育現場中,又是如何教學生回應這樣的問題呢?

 在我們各級教育情境中,常常充斥著許多形式化與教條化的氛圍。因此,如果「教育」在台灣也是一種產品的話,她應該可以有三種不同的產品說明。首先是「為保貨品新鮮美味,僅限店內使用」:因為我們的教育內涵常常是在教室內講得再怎麼漂亮,一旦出了教室就不一定適合,甚至背離也不以為意,所以傳授的常是一種只能在店內使用的知識;其次是「貨品一經售出,概不負責」:由於升學主義幽靈的盤據,「考試」往往更大程度地被賦予社會篩選的功能,因此當完成某些階段性任務後,往後的終身學習及永續經營就不是教育售後服務的主要考量;最後是「不含防腐劑,常溫下勿置放太久」:因為習慣於填鴨式的教學與學習形態,從過去一些國際的大型評比中就可以發現,我們的學生很在行地去解一些邊界條件界定清楚、有正確答案的問題,但是對於最接近「常溫」的真實場域問題,卻往往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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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黃俊儒,《天下雜誌》,460期,42頁)

 

在科技社會中,只要打開報紙、網路、電視,總會充斥著許多我們有點懂又不會太懂的科技詞彙,例如「奈米」、「量子」、「左旋C」、「脈衝光」…等。如果再看看某些科技發展引發的爭議,例如「石化廠蓋不蓋?」、「複製科技好不好?」、「基改食品吃不吃?」…等,也似乎是在學校的科學教育中,從未公布過正確答案的問題。

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中,我們向來容易將「科學教育」化約為一種為升學與考試服務的工具。只是出了學校之後,卻又幾乎沒有一件事務可以完全和科學或科技脫離干係。此時,人們就不得不從各種媒體來獲取科學相關的訊息。

從媒體中來獲取科學知識或是參與科學,也不是想像中的容易。例如,媒體中的科學知識常是最新的研發進展,即便是某個專精領域的物理學家,恐也不容易一下子瞭解最新生物科技的效果或影響,更何況普羅大眾?再者,台灣教育體制分流過早,大部分媒體從業人員不具科學背景或訓練,不容易為閱聽眾進行有效及有品質的把關及過濾。再加上目前媒體置入性行銷猖獗,一般民眾根本分不清楚什麼是科學的真實?什麼又是有心的操作?

因此,如果要將校園中的科學教育繼續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就需要有完全不同的思維。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能夠同時對於媒體及科學進行「後設性」監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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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4 中國時報【黃俊儒】

 

 近日「雙薪教授」現象,在時論廣場引發一些討論。其實「雙薪教授」問題背後所牽扯的,是目前台灣高等教育中,一個極為嚴重的結構性矛盾,體現在檯面上的,則是正在逐步發酵的「高等教育師資派遣」問題。

 筆者曾經實際地在身邊目睹過下列三個真實案例:A教師是某頂尖國立大學的「專案助理教授」,因為配合執行教育部的教學計畫而獲聘任,平時主要擔任教學工作,以減輕「研究型教授」的教學負擔。只是不管多努力,計畫結束後就會失業;B教師是某有招生危機之私立大學的「短期約聘助理教授」,學校隨著招生狀況的不佳與教師求去,在不確定往後是否能擋住退場威脅的大限下,所短期徵聘應急的教師。C教師是在多所大專院校間流浪的「兼任助理教授」,已獲得博士學位多年,卻因為苦無專任職缺,因此遊走在各大專院校間兼課。上課時數是一般大學老師的二倍多,薪水則不到一半。並且隨時會因為校方需求的改變,而失去兼課的機會。

 在前述案例的這幾種類型的教師中,土/洋博士都有。這些為數不少的年輕學術菁英,正處在學術生涯中應該最有創造力的時候,卻陷在有一餐沒一餐的困窘中。這種大量的「師資派遣」現象,已跟勞動力派遣一樣,儼然開始在台灣的高等教育情境中延燒。如果相較於「雙薪教授」的浮濫,這到底是誰造就了這樣的問題?

 事實上,「雙薪教授」並非全然不可取,問題是出在它的「浮濫」。例如部分學校延聘具學術聲望及豐富經驗之退休教授出任「需肩負實權與辦學成敗」的職務(例如校長),這常常是校方真正要借重此人的經驗及能力來改變學校的體質,對於整體大學教育也確實有提升之效。但是這樣的人有這麼多嗎?其實絕大部分所指的「教育肥貓」並不是這種狀況,而是主雇間各有利益盤算,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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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30 中國時報 【黃俊儒】

 

 每年的這一個時期,總是會有許多關於國際奧林匹亞科學競賽的相關報導,包括物理、化學、生物、數學等相關競賽,而不管名次上升或下降,台灣學生總是這類競賽中的領先集團。每年,鎂光燈也照例會焦注在幾位表現優異的資優生身上。

 這些競賽的優異表現固然可喜,但諷刺的是,就在這些競賽捷報頻傳的同時,台灣社會卻也身陷在許多科技社會的爭議中。例如國光石化的建廠、台塑六輕的工安事故、科學園區的土地徵收…等。難道這些科學競賽上優異表現所體現的國民素質,無助於這些科學議題的解決嗎?

 這裡的每件科技爭議都與「科學知識」高度相關。例如石化業中就牽涉了化學、物理、數學、機械、電機、環保…等知識,似乎也與奧林匹亞競賽中的「科學知識」很有關連性。如果比較其差異,可以說,前者是被置放在一個「實戰場」中的科學知識,後者則是一個「實驗室」裡的科學知識。

 實戰場中的科學知識處於一個廣泛的社會文化脈絡中,需要接受其他知識、情境及價值觀的整合與挑戰,往往需要在「平衡點」與「最大公約數」上進行努力;實驗室中的科學知識,會伴隨著許多邊界條件的控制,較為純粹,卻也是許多科技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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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26 中國時報 【黃俊儒】

 

 報載教育部打算推出「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班」政策,以符應企業人才的需求。同日,又有一則某企業打算徵聘台大碩、博士擔任提包及開車的新聞。教育部的回應,一則是「教部:企業下單,大學開班」,另一則為「教育部回嗆土財主:大學非職訓所」。如果教育部的這兩則回應有著明顯矛盾的話,那麼,教部眼中「大學」究竟是什麼?

 教育部計畫在大學四年畢業後,再外加一年來培養冷門科系學生的就業專長。這項規畫是不是能夠見效,應該有幾個方向可以加以觀察。

 首先,大學在本質上可不可能是職訓所?「大學」名為university,uni的字首雖有統一及一貫的意思,但是以現代大學的樣貌,其實更像是一種multiversity,亦即內涵上是多元、分歧,甚至是衝突的。例如在一所大學中,隔著一道牆,同一個時間裡,可能一邊商學院正在教授「投資理財」,另一邊的人文學院卻在講述「清貧哲學」。這種場景是現代大學的常態,也是一項重要精神。但是「職訓所」服膺的卻是目標導向、價值單一的任務,因此透過大學來執行,先不談該不該,而是這樣有效率嗎?

 第二個問題是:企業下訂單,大學培養得出來嗎?不諱言地,不論是現今的「普通大學」或是「技職大學」,絕大部分的師資均來自於普通大學體系。這樣的師資結構,與第一線的「職場專業技能」其實有著一定的落差。加上目前高等教育的氛圍,原本就已脫離了職場的情境。此外,這些專業技能真的是企業要的嗎?過去已有很多的企業調查顯示,普遍的企業主多認為專業知識的不足可以進入職場後補足,但是包括視野、態度、人格特質、忍受挫折…等基本能力,才是人材上最迫切的需求。我們是否誤解了企業訂單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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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11 中國時報 【黃俊儒】

 

 最近不管是氣象預報、美國牛肉、疫苗施打,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水庫興建爭議,似乎都在說明:民眾是否有好的科學素養,已然牽動著國家的食品衛生政策,甚至是對外貿易協商與社會安定的重要關鍵。這些紛紛擾擾的背後,也開始有輿論反省台灣的科學教育是否出了問題,所以導致社會的理盲與泛政治化,民眾不願用科學的證據去思考事情。

 過去,在我們所熟悉的「科普」教育下,無疑是一種針對科學所進行的「大眾化」及「普及化」的過程。但是在這個用詞的背後,卻也微妙地隱含了「科學」尊崇與居高臨下的地位。因為在二十世紀前期,科學及科技急速發展所展現的驚人影響力,已大大地改變了人類現代社會的樣貌,任何想要富國強兵者,無不需要搭上科技發展的列車。因此將科學知識對於一般民眾進行「推廣」、「宣導」、「教化」,無疑是一個合情合理的過程。

 但是二十世紀後期,在科學繼續展現威力的同時,卻也伴隨著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副作用、侷限性,甚至是反作用與破壞性(例如大氣汙染、環境惡化、核能威脅、基因操控、新流行病、武器擴散…等)。尤其是在西方科學發源的歐美國家中,因為跟科學打的交道日久,民眾明顯地開始在信任及支持上產生了動搖。例如,英國皇家科學會在八零年代,就曾透過大規模「公眾科學理解」的調查,試圖從中找到挽回民眾對於科學信心及信任的方法。此外,在美國國家科學會或是英國皇家科學會等,均鼓勵科學家需要主動地對民眾進行相關科學計畫的說明及溝通。

 許多現象均顯示,在歐美國家裡,「科學」與「民眾」間的關係已經逐漸地從單向的傳輸,轉變為雙向的溝通。尤其是當權威觀點與生活經驗無法接軌時,以及專家宣稱的偶而失效時,這就不再是簡單的一句「尊重」科學證據或科學原理就能輕易地搪塞。更何況我們正面臨的,是氣象專家、食品專家、疫苗專家,對於相同議題都有著正、反不同意見及主張的狀況,我們又如何要求民眾放心地把自己的身家交給「科學數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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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0 中國時報 【黃俊儒】

 

在幾經波折之後,監察院終究還是對氣象局提出了糾正。只是在監察院所認為的主要原因中,有個十分值得玩味的理由:就是認為氣象局沒有將專業知識轉化為「庶民知識」,因此降低了預警效果,要求氣象局應針對氣象預報進行「口語化」及「平民化」。

首先,台灣的氣象新聞不夠「平民化」與「口語化」嗎?

其實,台灣各種天氣數據的提供單位雖然是氣象局,但是卻有眾多的媒體在協助「傳遞」與「轉譯」的工作。例如各大電子媒體常常在颱風未登陸前就已四處進行SNG連線,颱風來時,年輕記者更是被派去上山下海捕捉驚悚畫面,這些難道不是在幫助民眾早些「身入其境」,而這樣的氣象「平民化」工作難道還不算落實嗎?

過去,曾發生有二○○二年辛樂克颱風襲台的一連串烏龍報導案例,當時因為包括「滔天巨浪」、「樹會連根拔起」…等誇大形容詞充斥在各大電子媒體中,之後引發颱風假錯亂的爭議。這樣的狀況是很「口語化」,但卻也伴隨著副作用。「口語化」的氣象報導,在台灣從來就不缺,就怕氾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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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2 中國時報 【黃俊儒】

 

日前氣象預報中心吳德榮主任說對了,台灣確實「理盲」又「濫情」。問題是,難道我們就情願讓這種「理盲」與「濫情」無限上綱地作賤我們的社會嗎?

 「理盲」的是,兩個月前,氣象局的颱風預報被指責為「數據不親民?」更有報導驚嘆美國CNN在莫拉克颱風還沒有登陸前,就已先將重點放在「降雨量」和「潛在水患危機」,而台灣的氣象單位卻將重點錯放在颱風風力的大小。因此氣象局變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就連總統都公開點名氣象局的雨量預測失準。

 「濫情」的是,兩個月後,風水輪流轉,當CNN預報鬧了個「超級颱風」的笑話後,氣象局卻精確地預測了芭瑪颱風受藤原效應的遲滯效果,完美地預報了芭瑪颱風的動向。這回,不僅行政院長盛讚氣象局的預測準確,連立法委員都跳出來為打定提前退休的氣象人員抱不平。

 如果前後兩個月,氣象局的「能力」可以這麼大的提升的話,那我們未來的氣象預報還會有什麼問題?而對於氣象預報這一件具專業科學背景的工作而言,社會討伐的究竟是什麼,而聲援的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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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23 中國時報 【黃俊儒】

 

從這幾天的相關報導中發現,許多分析都顯示出大學畢業生的「態度」、「次核心能力」、「第二專長」…等,幾乎變成了能夠在職場中存活的關鍵因素。如果「軟實力」(Soft Power)指的是一個國家在軍事、經濟等硬實力外的意識、價值及文化的感召力。那麼,我們也可以說,每個大學生除了自己的專業知識、技能等「硬實力」之外,或許更需要另一種「軟實力」的補足。

 普遍的企業主多認為專業知識的不足可以進入職場後補足,但是包括視野、態度、人格特質、忍受挫折…等能力,卻是需要透過長時間的涵醞方能有成。既然社會與企業有這樣的需求,那我們的高等教育回應這樣的期待及需要了嗎?

 在近代西方大學興起的原初精神中,高等教育被認為應該是為學生提供博雅(liberal)、非職業性的課程,而不僅僅是專才的培育。但是隨著社會分工的日趨精細,這樣的想法卻也在屢遭挑戰後,逐漸地演變至目前大學組織及評鑑中著重專業表現的各種要求及規範。雖然這種強調「硬實力」的人才培育型態具有其顯而易見的功效,但卻未必能完全跟上這個時代的快速變化。因為「硬實力」的內涵更迭急遽,「軟實力」卻反而歷久彌新。而大學中的通識教育課程一方面最符合近代大學的原型,另一方面也最能提供學生在專業知識之外的軟實力。

 在大學的通識教育課室中,至少具有下列幾點不可取代的特質:首先,基於自由選修的設計,通識教育的課堂具有最大的多元性及異質性,各種科系的學生齊聚一堂,也最能反映一個真實社會的縮影;其次,通識教育首重學科領域間的貫穿與融通,而不是僅為單一知識領域的專精,因此不論是主題內容、問題情境均最能回應真實世界的樣貌。最後,在教學的層級上,它最能援用包括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同儕互動…等統整性的教學方式行之,除更能體現大學「結合老成與少壯以從事創造性之學習」的理念外,更能含括各種現代社會之關鍵能力的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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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27 中國時報 【黃俊儒】

 

翻開今日中國時報,赫然地發現,不僅頭版與二版是有關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李政道博士的近況報導,內頁裡更有上周甫開版的「看中時,愛科學」專刊。在這一片政治狂熱的浪頭上,報社願意花這樣的篇幅來關照這些向來重要卻乏人問津的議題,令人感到驚喜。

台灣雖然是一個高度科技化的國家,但是科學新聞報導的環境卻極不理想。相較歐美行之有年的科學傳播環境,國內科學新聞常流於以印象取代內容、偏好某些聳動的議題、缺乏堅實的科學知識基礎…等問題。例如過去筆者曾經在大學的通識課程中,選取中研院院士會議中有關楊振寧博士的電視新聞報導畫面,讓學生在觀看後寫下他們對於這一則報導的印象。而在這一系列難得的科學家報導中,只見我們的記者緊追著楊振寧先生夫婦,一路狂問一些不起眼的生活細節及點滴。

結果,在課後,我們請學生用一個形容詞來形容楊振寧先生,得到的答案卻是諸如「深藏不露」、「老當益壯」、「馬革裹屍」…等形容詞;再問學生為什他們要來台灣,得到的答案則有「開會」、「衝人氣」、「考察」、「想紅」…等。最後問到,楊振寧先生與現任太太相差幾歲?則幾乎超過九成的學生可以正確地回答「五十四歲!」。不禁讓人感嘆,這就是我們的媒體對於一個在物理史上具有劃時代貢獻的人物所塑造的形象。

要在艱澀的科學議題與閱報率之間拉上關係,原本就是一個極為困難的任務,如果加上國內新聞從業人員的培育管道中,向來就缺乏科學背景的訓練,則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將科學的訊息轉化為一個有故事性的、生活相關的、淺顯的話題,就常變成是國內媒體中報導科學新聞最常見的筆觸。在這個考量下,科學家的經歷與故事就成為最容易入手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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